2018中国城市人才竞争力指数报告

2018-05-29 925


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讲到:“聚天下英才而用之,加快建设人才强国。”美好的国家和城市是人类生存的栖息地,而人才恰恰是构成各种美好的源泉。哈佛大学教授迈克尔·波特在《国家竞争优势》中说过:当经济进入知识经济和信息化时代,人才是解决发展瓶颈问题、提升国际竞争力优势的关键所在。人力资源对资本竞争力、科技竞争力、结构竞争力、基础设施、区位环境竞争力、凝聚力、制度和文化竞争力、社会秩序、对外开放都有影响和作用。

目前中国正处于这样一个关键时期,人才和城市在政治和宏观经济中扮演着愈发重要的角色,甚至成为世界主要的经济和政治动力。城市的人才影响力在不断增强,城市的人才竞争信息和城市人才政策盘点将可能为城市的人才战略、人力资源战略提供信息支持。

在2016年,中央颁布了《关于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对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作出明确的顶层设计和制度安排。2017年下半年开始,我国部分城市纷纷开始出台优惠政策吸引人才,对人才工作日益重视,中国各城市“人才争夺战”也在不断升级。

《2018中国城市人才竞争力指数报告》选取了2017年中国 GDP 总量排名前 20位的城市作为主要研究对象,从人才规模指数、人才结构指数、人才创新指数、人才发展指数、人才效能指数、人才生活指数6大维度41个指标综合测算了2018年中国城市人才竞争力指数。

该报告中人才竞争力指数相关数据主要来自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世界卫生组织、国际能源署、世界银行集团、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外国专家局、中国各城市科技局、各类研究机构及中国各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公报》、各地《城市统计年鉴》等。

关键结论如下:


结论一:城市人才竞争力通常与城市经济、产业发展和人力资本投资有着密切关系,该结果也和调查中关于城市经济、产业结构和发展、研究发展水平投入、人力资本投资、城市建设等相关结果有一定验证。

2018中国城市人才竞争力指数综合排名显示:北京、深圳、上海、广州、杭州、南京、武汉、成都、苏州、长沙位于前十名。其中,深圳人才活力较高,较上一年同期,2017年常住人口实现5.21%的增长。

其中,在人才规模指数、人才创新指数、人才发展指数、人才效能指数排名前三的均是北京、上海和深圳;人才结构指数排名前三的是北京、上海和南京;人才生活指数排名前三的是深圳、北京、广州。


结论二:城市人力资本的存量、结构、创新和发展、人力资本投资和收益仍在具有明显的地域集中性。主导产业和创新研究的发展,对于人力资本竞争力指数的影响较大,对人力资本产生的需求较大,而且对周围人力资本的吸引力和向心力也会比较明显。

人才的迁移和变化与城市的产业发展尤其是中高端产业发展关联密切。中国仍在经历的产业迁移和转型也正在影响着城市对人才的吸引。北京、上海等城市未来主要向纽约、东京这样的全球城市变迁,其人员吸引也将会是进一步吸引跨国公司和国内龙头企业的地区总部、研发中心、结算中心等功能性机构集聚,并配置全球人才资源,进而将全球人才资源为城市所享用。

 

结论三:未来大型城市圈与国际化接轨是城市群发展的趋势之一,这就需要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需要城市群的协同发展的机制。

城市政策的有效调控性对城市人才竞争力影响较大,表现为政府在一定时间和区域范围内对人力资本投资以及流动的有效调节和引导。报告盘点了各城市出台的主要人才政策,发现各城市主要从户籍、住房、就业资助三大方面吸引人才。

在中国经济版图上,传统的省域经济已经开始向中心城市群经济转变,城市群已经成为中国新的区域增长极。中国此轮人才争夺的背后除了城市的焦虑,也是各城市经济集群的博弈,此次“抢人大战”的主力军于这些城市群的核心城市。

从当前人口数据预计来看,未来,广深珠城市圈、长三角城市圈人口规模都可能超过1亿。中国的几大城市圈有可能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城市群,并可能成为世界上具有一定规模的创新和文化中心,发挥集聚效应优势。

长三角城市间人才流动与合作也较为频繁,2018年3月25日,沪、苏、浙、皖人社厅(局)共同签署了《三省一市人才服务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拟推出三大行动计划,即人才服务协同计划、人才流动合作计划、人才发展推动计划,促进区域内人才的合理流动,加强数据协同和资源共享,力争实现苏、浙、皖、沪三省一市人才需求信息的互联互通和实时查询。

 

结论四:人才大战将进入新的“纳什均衡”状态。人才大战的继续演变将可能发展为政策激励因素转变为一种非激励因素,城市人才激励因子将可能呈现一种均衡状态并导致各城市之间的人才竞争均衡。

城市人才争夺战的背后是人口红利衰减以及城市的集体焦虑。中国经济发展方式已经转向创新驱动,产业结构高端化是一项特征,这也要求经济发展需要从依赖劳动力驱动转向人力资本驱动,形成就业结构红利。城市与人才的定位使人才结构调整需多元化组合。

人才政策可能成为全球人才流动集聚的推进器,也可能成为人才流动集聚的壁垒。各地频繁出台的人才政策对于人才吸引的效果已初步呈现,但各地政策也存在差异性较小的问题,而且政策频繁发布,需警惕“政策烂尾”和“朝令夕改”,城市对于人才的消化,需要有一定的时间。

打破这种均衡状态的因子可能不仅仅在于政策上单纯的激励,它涉及政策制定和实施的差异性研究以及城市综合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是涉及城市人才治理的协同管理问题。

 

结论五:城市正加强引进国际人才。建立国际人才评估认定标准与体系、柔性引才、推进人力资源服务机构跨国发展、外国人永久居留制度建设等。城市人才引进、发展和保留是一个全流程、循序渐进的整体过程。管理者甚至需要用一种“用户体验”的思维去思考、去设计人才的需求和发展,需要理解市场中的供需关系,并努力输出更多元和包容的文化,为人才创造他可能理想的城市模样。

 

结论六:未来的人才已经开始变得无边界,未来的城市会考虑对人才的使用要为我所用而并非为我所有,互联网化的自由职业者网站对人才的使用提供的便利,所在城市可进行引导布局。

随着人才的“无边界化”,在个体时代,工作任务可能和组织相分离,权威不断消失,自然也可能打破城市的地理鸿沟。组织形态和工作方式正在发生变革,传统的集中在固定场所和时间的工作方式逐渐被瓦解。未来的城市人力资本形态可能将更加多元化,城市未来人才结构将愈来愈形成人工智能加人类智能的局面。城市将演变成由全职雇员与自由工组成的混合体,工作也将由全职员工、自由工、外包服务机构、人力资源平台、人工智能等协同完成。

人才与城市的生存环境构成了“人才生态圈”,为各类人才提供良好的产业与生活生态环境,避免出现人才孤岛。对于不具有地域、产业等先天优势的城市而言,将产、学、研紧密联系,吸引国内外高校在当地设立研究院等方式是建立人才失衡圈的重要方式与渠道。

 

此外,报告还对国际人才政策与实践进行了比较研究。重点分析了三个典型城市新加坡、美国、英国的人才引进政策。如新加坡通过设立国家猎头公司、出台积极的留学生政策、聚焦科技人才,实施品牌化的一揽子人才招引政策;美国长期把引进和留用国际人才当作国家战略积极推进,建立和完善知识产权的法律环境和信用体系;英国奉行全球化实用主义人才观,实施灵活的高技术移民计划吸引高技能人才。

来源:中智现代人力资源管理研究院